文詹腾宇

冰岛国宝级后摇乐队胜利的玫瑰。/霍维·斯文松

提及初到冰岛的缘由，文化学者、音乐策划人张长晓说，既有前兆，也是偶然。

2016年，张长晓与意大利歌手安东内洛·文帝蒂一起拍节目。文帝蒂提到，他有一支MV在冰岛取景，并盛赞“这国家有趣而特别”。张长晓随后到荷兰参加音乐交流活动，动了心思：“当时活动结束得早，刚好有空去附近的国家转转，就马上买机票去冰岛了。”

张长晓有个习惯，每到一地都会去唱片店大量淘碟。唱片店老板见张长晓买得多，知道是个行家，便引荐冰岛音乐专家古尼博士给他认识，并给他一张写着地址的纸片，“我以为怎么也得打个车吧，结果那地方步行5分钟就到了”。

如今唱片店几乎都消失了。/Unsplash

经过再三确认，张长晓才相信眼前这个叼着烟斗、经营着一家户外用品店，看似与音乐毫无关系的老先生正是古尼博士。冰岛人大都有副业，总统家属或名人开店很常。比如“胜利的玫瑰”（SigurRós）乐队的主唱雍希（Jonsi）就在市中心和姐姐合开了一家香水店。

古尼说，大家熟知的冰岛音乐人多是与欧美唱片公司签约、被国际市场认可那批人，实际上，还有很多本土宝藏尚待挖掘。

深谈之后，张长晓决定继续了解并推广冰岛音乐，就像他当年将意大利歌手弗朗切斯科·巴奇尼带到中国演出，又将崔健、张楚、苏阳、万能青年旅店等中国音乐人推荐给意大利听众那样。

古斯古斯乐队。/专辑配图

在街上裸奔

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的国家

冰岛最近一次大规模出圈是在2018年，冰岛国家队在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上击败强敌阿根廷队，许多人从此知道了这个极富战斗精神、球员大都有一份兼职的北欧小国。

冰岛人口只有30多万，小到需要用反乱伦App来测试恋人之间是否远房兄妹，小到即便在街头偶遇国家元首、流行偶像或隐退天王都不稀奇。不过张长晓强调，冰岛固然小，但这个国家与国民的精神境界却比很多地方宏大；它看似冷漠，但格外宽容，从不循规蹈矩，能容下各种奇才甚至怪才，所以才有了多元的文化及音乐。

在很多人眼里，冰岛遥远、奇幻，像不存在的世外之地，它一直活在人们对极寒的好奇、对极光的遐想和逃往遍布美景的极远之地的渴望之中。张长晓初到冰岛时只觉冰冷无比，“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把人完全隔绝”。

冰岛歌手琼斯用提琴的弓演奏吉他。（图/阿尼·托法森）

而冰岛人看起来也非常冷漠。张长晓解释道，80%的冰岛人生活在首都雷克雅未克，彼此大都认识，但即便很熟也不爱寒暄，不假客气、装热情。他形容冰岛“就像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”。

张长晓说，冰岛“似乎保留了人类最纯粹、直接的社交形态，好像把全世界所有不合群的人聚到一块儿了”。

“这是一个你在街上裸奔都没人会多看一眼的国家，地方小、人少，人们比较自我，不需要特意取悦谁，没有我们那么大的竞争压力，不会被逼着迎合社会规范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“当你身处一个大环境的时候，你或多或少会受环境能量的影响，做出一些你本身不想做的事，或者成为一个不那么喜欢的自己；而在冰岛，地方小，自我价值是第一位的。”

这种国民特性也直接影响了冰岛的音乐，比如闻名于世的后摇，没有歌词，只有哼唱出的音符和情绪，曲子的情绪通常从极安静到极澎湃。而这种音乐形式可以塑造听者的参与感，人们可以在其中填充感情、释放自己，与音乐产生最私人、最自我也最深刻的关联。

冰岛的气质，是冷静中的激烈。/Unsplash

在音乐爱好者眼里，冰岛音乐是神秘又深远的“鲸鱼的声音”，是狂热的电波音乐节，是名扬世界的歌后比约克，是深具魅力的胜利的玫瑰乐队、兽人（OfMonstersandMen）乐队、múm乐队、BangGang乐队和埃米利亚娜·托里尼（EmilianaTorrini）。

是《权力的游戏》中《卡斯特梅的雨季》凛冬将至般凄清的吟唱，是《海王》电影插曲《迷失大海》先空灵静谧、接着排山倒海的宏大意象，是《死亡搁浅》游戏原声带里“低吼”（LowRoar）乐队迷幻而忧伤的精灵般的吟唱，是不拘一格的思想，也是伸张个性的天地。

冰岛艺术家、歌手比约克。

实际上，冰岛音乐远比上述印象更为复杂。许多小语种国家背后，都有宽广的音乐文化和漫长细碎的流变史。“冰岛音乐领先世界50年”是一个江湖传说和弹幕名梗，而这句亦庄亦谐的话恰好与冰岛音乐的性格相通，表达了冰岛人在思想、形式和趣味上的独到之处。

兽人乐队，冰岛著名的独立民谣、流行乐队。

冰岛音乐最大的共性

就是没有共性

冰岛确实很小，小到张长晓和古尼打算合著冰岛音乐史的消息一出，冰岛总统约翰内松就听说了。

约翰内松为这本名为《尖叫的经典·冰岛音乐简史》（以下简称《尖叫的经典》）的书写了一段序言：“流行音乐赋予人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和方式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音乐表达心中所想，同样，人们可以通过音乐作品表达心中不满、对当今热点议题提出微小而独特的个人见解。

这一流行文化关乎个体的自由和多样，其中有对传统的继承，也有正在发生的创新。”

此外，约翰内松在序言中提到：许多表演者会使用冰岛语演唱，以抵御用英语唱歌，借此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的诱惑。而张长晓觉得，这段话展现了冰岛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重视本国音乐文化的心态，他们不只用英语向主流话语圈靠拢，更是用冰岛语传播和留存本民族最优秀的文化和思考方式。

冰岛语言，就和这片土地一样空灵。/Unsplash

冰岛语与汉语一样，有精巧的延伸和丰富的意蕴，很难精确翻成英语，因此很多冰岛音乐人坚持用母语演唱。“音乐”一词，冰岛语是tónlist，字面意思就是“音的艺术”（tone-art），鼓励人们拓展和塑造不同的声音形式，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。

在《尖叫的经典》封面上，张长晓用了“Dægurtónlist”一词，在冰岛语中是“天语艺术”之意，即流行音乐。

“我把这种现象称为‘语言的多向可塑性’，英语传达的是一种比较简单直接的意象，而冰岛语有更多、更深层的东西。后摇里那些吟唱同样也出自冰岛语的音节，这是他们吟唱的方式，而不是故意为之的奇怪声音。这种民族的、方言的腔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。”

张长晓认为，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导致人们在听音乐时容易一叶障目，忽略掉许多小语种国家的精品，而这也是他一直从事小语种音乐推广的初衷。

冰岛音乐记录片《听风的歌Heima》

《尖叫的经典》梳理了冰岛音乐发展的简要脉络。

19世纪中叶，冰岛只有6万个居民，终日与黑暗、严寒和不时喷发的火山为伴；1870年至1914年，近四分之一冰岛人离开故土寻找新生活；直到20世纪40年代冰岛独立建国、经济逐渐繁荣，这片土地才迎来了真正的流行音乐和歌手，并出现了比约克、方糖乐队、斯图门乐队、胜利的玫瑰乐队和兽人乐队等乐坛巨匠，涵盖硬摇滚、死亡金属、独立民谣、朋克、电子、新浪潮、民族和古典等风格。

SigurRós，胜利玫瑰，是国内众多乐迷认识冰岛音乐或者接触后摇/氛围音乐的重要乐队之一，冰岛国宝级乐队。

冰岛国内有超过90家音乐学院、40多个音乐节和上千支乐队，约四分之一人口从事音乐相关工作。

面对“如何总结冰岛音乐的共性和集中诉求”的问题，张长晓答道：最大的共性，就是没有共性，也没有固定模板和谁对谁错。他认为“找共性、下定义”是国内常见的一种总结性思维，但这种思维很难用于概括冰岛音乐。

冰岛的音乐和这里的人一样，原生态、充满个性，比如他们会在古典音乐会末段加入说唱，有乐队会在小镇巡演时裸奔。“兽人乐队全员文了同一个圆圈形状的文身，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们的回答是：‘没有为什么。’”

冰岛乐队胜利的玫瑰2009年的专辑《WePlaylessly》

张长晓曾在雷克雅未克街头遇见一个小女孩，小女孩拿着一个手写笔记本，说这是自己的诗集，想卖给他。他觉得诧异：“居然有人拿非出版物来卖？”

后来听朋友介绍才知道，20年前的冰岛音乐天后比约克也是这么推销自己的私人诗集的。他觉得这就是冰岛人的魅力所在——没有规律，没心没肺，没有不可能，“如果他有20%的把握，他可能就去做了；就算失败了，他们也会一笑而过”。

张长晓觉得，这种深具自我风格和创造力的特质非常可贵：“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某种规范，总觉得不应该这样、不应该那样，看到一个人做出区别于你的规范的东西，会觉得别人真搞笑。但实际上，到底是他搞笑，还是我们更搞笑呢？”

2016年，张长晓与“冰岛民谣教父”、时年75岁的歌手梅加斯。采访结束后，梅加斯第一次同意张长晓扶他回家。

“一个精神自由的方向和解脱的方式”

张长晓说，冰岛没什么偶像文化，人们更倾向于追逐成功而不是羡慕个人，也就是“我要写出胜利的玫瑰乐队那样成功的作品”，而不是喊“胜利的玫瑰乐队好成功啊”。

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，在张长晓看来，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不太在意权威，又都有“我是摇滚教父、我是开山鼻祖”的自信和勇气。

与所有冰岛人一样，梅加斯倔强，不合群，特立独行，他用尖细而怪异的声音唱民谣，一改冰岛此前标准的学院派唱法，起初招致不少怀疑与批评，后来世人才慢慢了解梅加斯的重要性。张长晓说，梅加斯用自己的歌声改变了冰岛，后来的歌手得其启发，才大胆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艺术。

梅加斯，冰岛的民谣音乐之父。/Youtube截屏

张长晓与当时已经75岁的梅加斯见面时，深感震撼，觉得如此重要的艺术家生活居然“难以想象的寒酸”：“很难想象像一个鲍勃·迪伦或者我们想象中音乐教父那样的大人物，自己从家门口拄着拐杖慢慢走出来跟我们见面，在走去酒吧的路上坚持拒绝我们扶他。”

斯图门乐队也是张长晓的推荐之一，这支以幽默、轻松曲风闻名的乐队1986年曾到访中国（当时乐队名称是“指日可待”），他们是继英国威猛乐队之后第二支来中国巡演的国外乐队。

“他们跟我说，到中国的第一反应就是‘原来大家都没有听过摇滚啊’。演出在北京一个剧场进行，开始的瞬间很多人就跑了，但还是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跟着他们舞动。”

在与冰岛音乐人的交流中，张长晓发现中国文化对冰岛音乐人也具有积极影响。梅加斯对张长晓说，他早年间去泰国时听到邓丽君的《甜蜜蜜》，特别喜欢，所以把这首歌的采样用在自己的歌里。

邓丽君的《甜蜜蜜》影响的不只是中国人。

冰岛摇滚教父布比·默滕斯也和张长晓提到中国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：布比年轻时有一段时间不思进取，生活糜烂，有一个来自中国的音乐老师看不惯，给他讲了个很有禅意的故事——“看见前面那棵树了么？你跟树之间的差别是什么？简单说，树在生长，而你原地不动。”这个故事打动了布比，并让他回归生活正轨。

张长晓第一次带古尼来中国交流时，古尼站在天安门广场上，说自己吓坏了，“这儿太大了，让我感觉像一个肥胖的婴儿那样不知所措”。中国宏大的空间和飞快的高铁速度，让古尼这样素来宠辱不惊的冰岛人觉得惊叹不已；国人则反过来惊讶于冰岛人精神世界的博大与包容。

张长晓（左三）代表世界小语种音乐研究中心邀请古尼博士（右一）、意大利钢琴家乔万尼·阿列维（左四）来中国访问交流。

张长晓觉得这种对比非常重要：“以前我们缺自由，所以大家都寻找自由；但今天自由了，我们却不会思考，活在了条条框框和范式里，有时候还笑范式之外的人，这是值得反思的。我觉得冰岛的人和音乐对我们的最大价值，就是提供了一个精神自由的方向和解脱的方式。”

首发于《新周刊》582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