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
他41岁的时候，灭亡一个南方政权干掉了一个皇帝，拿到“第一滴龙血”；

他47岁的时候，灭亡了一个北方政权干掉了一个皇帝，完成“斩龙双杀”；

他50岁的时候，灭亡了一个西部政权干掉了一个王，开始“大杀特杀”；

他54的时候，又灭亡了一个北方政权干掉了一个皇帝，接近“暴走了”；

他56岁的时候，在一个很大的南方政权里干掉了一个皇帝，已经“无人能挡”；

最后他57岁的时候，彻底颠覆了这个很大的南方政权，并把这个很大的南方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干掉，达成“主宰天下”的成就后，终于称帝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。

他因此绰号“屠龙帝”！

他是谁呢？

他就是刘裕，南朝的开国皇帝，双手沾满五帝一王的龙血，被辛弃疾称为“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宋武帝。

宋武帝刘裕

他41岁，灭亡了桓楚政权，干掉了楚帝桓玄；

他47岁，灭亡了南燕政权，干掉了南燕末主慕容超；

他50岁，灭亡了西蜀政权，干掉了成都王谯纵；

他54岁，灭亡了后秦政权，干掉了后秦末主姚泓；

他56岁，篡夺东晋政权，派人缢杀晋安帝司马德宗，改立其弟司马德文。

他57岁，接受了司马德文的禅让，代晋称宋。三个月后，派人用棉被闷死了史称晋恭帝的司马德文。

羚羊今天为大家盘的历史事件就是宋武帝刘裕灭后秦之战，也就是“屠龙帝”的四杀之战。

后秦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羌族首领姚苌建立在关中的割据政权。姚苌死后儿子姚兴即位。姚兴还是不错的重文兴教，国力挺强。面对东面北魏，北面暴虐帝赫连勃勃，西面几个跳梁小丑骚扰，还是屹立在关中。

看到这里大家估计会纳闷，但是为什么如此君主治理下的国家会被“屠龙帝”刘裕灭了呢？

且听羚羊我细细说来。

后秦于隆安四年（公元400年）首次击降西秦之后，又于隆安五年（公元401年）击灭了后凉，势力大增，成为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最强大的国家。

因此西北地区后秦仅剩一个强力的对手，那就是赫连勃勃创立的胡夏政权。

义熙五年，后秦弘始十一年、夏龙升三年（公元409年）四月，夏主率骑兵2万攻秦，掠夺平凉的杂胡7000多户，进兵屯于依力川（今甘肃平凉附近）。九月，秦主姚兴率军回击夏军，秦军大败，秦将姚榆生为夏军生擒，左将军姚文崇等拼死力战，夏军才退走，姚兴也返还长安。接着夏军又攻占后秦的敕奇堡、黄石固、我罗城等地。

义熙六年、后秦弘始十二年、夏龙升四年（公元410年），夏主又派左将军赫连罗提攻占后秦之定阳城（今陕西富县境），坑杀秦军4000人。接着，夏军又进击陇右地区，攻占白崖堡，兵逼清水（今甘肃清水）。

义熙七年、夏龙升五年、后秦弘始十三年（公元411年）正月，秦姚详屯守杏城（今陕西黄陵西南），被夏军逼迫弃城南逃。夏军追及将姚详杀死，俘其全军。夏主赫连勃勃再南攻安定（今甘肃镇原南），于青石北原击败后秦尚书相佛嵩，俘其吏民4.5万人。

义熙十二年、夏凤翔四年（公元416年）六月，夏军攻占了上邦，杀秦州刺史姚军都及将士5000多，毁上邦城，接着进攻阴密（今甘肃灵台西50里），又杀秦将姚良子以下1万多人。秦征北将军姚恢弃安定（今甘肃泾川北，奔回长安。安定人胡俨等率5万户举城降于大夏。

秦、夏两国连年的征战，致使后秦国力持续衰弱，西北地区霸主地位不保，而南方则是刘裕一家独大。

晋义熙十一年（公元415年），刘裕相继镇压了卢循、徐道覆起义军，剪除了荆州刺史刘毅、兖州刺史刘藩及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等，平定了益州，打击了晋宗室司马休之等势力，政局稳定，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步增强。

义熙十二年（公元416年）初，后秦主姚兴病亡前后，姚弼、姚情、姚宣、姚耕儿等明争暗斗，争夺帝位，政治动乱，人心浮动，叛离者日增；连年与大夏、南凉、西秦等征战，国力受到严重削弱，丧失了强国地位。加之北魏势力下降，无力他顾。

所有这些，都为刘裕击灭后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刘裕是个非常果决的军事家，如此大好机会，怎么会不见缝插针，遂据此定下了出兵灭秦的战略决策。

刘裕为夺取击秦的胜利，进行了详尽的作战策划：

兵分五路，水陆并进。

龙骧将军王镇恶、冠军将军檀道济率步兵为前锋，自淮、淝一带向许昌、洛阳（今河南许昌东、洛阳东北）方向进击；

建武将军沈林子、彭城内史刘遵考率水军趋石门（今荥阳北），自汴水入河水（黄河）；

新野太守朱超石、宁朔将军胡藩率部由襄阳趋阳城（今河南登封东南）；

振武将军沈田子、建威将军傅弘之率部由襄阳挺进武关（今陕西商南西南）；

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锋诸军，经泗水开巨野泽（今山东巨野北）入河水。

当后秦获知晋军已抵许昌时，仍在与大夏、西秦作战。

秦东平公姚绍深感忧虑，认为应集中全力对付东晋。遂向后秦主姚泓献策说，应将远在安定的吏民迁至京师，这样可得精兵10万，即令夏、晋两国同时向我进攻，也不至有亡国之祸。但这一策划却被左仆射梁喜否定。

后秦主姚泓根据以上建议，决定采取两面作战的对策，既保卫西北的安定，防止大夏的进击；也重点据守长安、洛阳、潼关、武关等重要城邑关隘，阻止晋军的西进。

姚泓的这一作战决策，使后秦从战争的开始便处于战略上顾此失彼的被动境地。

东晋义熙十二年、后秦永和元年（公元416年）八月十二日，刘裕率主力大军自建康出发，各路大军也相继按预定策划出动。刘裕告诫王镇恶等：若克洛阳，须待大军至，未可轻前。

九月，刘裕率军进至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。前锋王镇恶、檀道济军也进展顺利，自进入秦境以来所向皆捷。

秦将王苟生以漆丘（今河南商丘以北）降于王镇恶军；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(今河南沈丘）降于檀道济军；后秦新蔡（今河南新蔡)太守董遵坚守城邑不降，檀道济攻克该城，将董遵斩杀，旋即攻克了重镇许昌（今河南许昌东），俘获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。与此同时，建武将军沈林子军，自汴水进入黄河，襄邑（今河南睢县）董神虎率领1000多人响应晋军。沈林子随即与他共攻仓垣（今河南开封北），攻克了该城，后秦兖州刺史韦华降服。

十月，晋军进占了阳城（今河南登封东南）、荥阳（今河南荥阳东北）。王镇恶、檀道济两军旋即会师于成皋（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）。后秦镇守于洛阳的征南将军姚洸，见晋军逼近，派人至长安求救。后秦主姚泓命越骑校尉阎生率骑兵3000、武卫将军姚益南率步兵1万增援洛阳，并令并州牧姚懿自蒲阪（今山西永济西）进屯陕津（今山西平陆东南，即古茅津渡），以为声援。

继之，成皋、虎牢（今河南荥阳西北）皆降于晋军，王镇恶、檀道济、沈林子等军由成皋顺利西进。石无讳进至石关（今河南偃师西），得悉晋军已至，便退兵洛阳；赵玄与晋军战于柏谷坞，兵败战死。

十月二十日，檀道济军逼近洛阳，二十二日姚洸出城降晋。檀道济俘秦军4000多人。

此时后秦越骑校尉阎生和武卫将军姚益南正率部赶赴洛阳途中，得知洛阳失守，不敢再向前进。

刘裕原先命令前锋军攻取洛阳，且待后续主力到达之后再继续西进。但王镇恶等见后秦内乱纷起，潼关守军薄弱，便当机立断，不待刘裕大军到达，分兵两路西进。

一路王镇恶军，至渑池（今河南洛宁西），派部将毛德祖进攻秦弘农太守尹雅，于蠡吾城（今河南洛宁西），生擒尹雅，王镇恶军迅速进抵潼关（今陕西潼关北）城下。

另一路檀道济、沈林子部，自陕（今河南陕县）北渡黄河，向蒲阪（今山西永济西）进攻。后秦河北太守薛帛逃往河东，檀道济等军进攻蒲阪，被守将后秦并州刺史尹昭击退，檀命别将再攻匈奴堡，又被秦将辅国将军姚城都击败。

此时，后秦以东平公姚绍为太宰、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改封鲁公，率武卫将军姚鸾等步骑兵5万防守潼关，又命姚驴率部增援蒲阪。

沈林子认为，蒲阪城池十分坚固，兵力众多，难以很快攻取；王镇恶孤军于潼关，不如南下与王镇恶合军攻打潼关，潼关既破，尹昭不攻自溃。檀道济同意沈林子的意见，遂引军自蒲阪南下。三月檀道济、沈林子军到达潼关。姚绍率兵出战，檀道济、沈林子将秦军击败，斩俘秦军1000多人。

于是，便派将军姚鸾截断大路，以阻止晋军的粮运。姚鸾先派将军尹雅与晋军战于潼关之南，被晋军战败生擒。

三月初四日，沈林子乘夜率勇锐士卒偷袭姚鸾军营，杀姚鸾及秦军数千人。姚绍又派姚赞屯兵于河上，欲断晋军水运。沈林子再率军进击，姚赞兵败，逃回定城。此时，秦将薛帛举河曲降晋，形势一片大好。但是不久，晋军给养不继，军心浮动，全军顿兵坚城，不得前进，军中纷纷提议撤军东归。

王镇恶等人遂镇定下来，派出使者驰告刘裕，请求速派援军，运送军粮。使者晋见刘裕，刘裕以魏紧跟于黄河北岸并进，威胁重大，而拒绝派兵增援。王镇恶等于是亲至弘农（今河南灵宝北）动员民众，捐献军粮，才解了缺粮之危，军心趋于安定。

四月，姚绍再次命长史姚治、宁朔将军安鸾、护军姚墨蠡、河东太守唐小方率2000人屯守河北的九原，企图再断晋军粮道，又被沈林子击败。姚治、姚墨蠡、唐小方均被斩首，其全军几乎丧尽。姚绍听说姚治等人兵败身亡，悲愤已极，发病呕血，将兵权交予东平公姚赞之后死去。旋即，姚赞率兵偷袭沈林子军，又被沈林子击败，双方形成相持局面。

刘裕亲率大军于义熙十三年（公元417年）正月离开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，自淮水、泗水进入清河。三月初八，刘裕以左将军向弥率部分兵力屯于黄河重要渡口碻璈（今山东东阿西北），自率大军进入黄河；魏军为防止晋军于黄河北岸上陆向魏进击，也以数千骑兵沿黄河北岸跟随刘裕军西行，凡漂流至北岸的晋军人员，均被魏军擒杀。

刘裕数次派兵上岸攻击魏，刚一登岸，魏军便逃离岸边。为击败魏军的袭扰，刘裕命数千勇士，车百乘，由丁旿和宁朔将军朱超石率领，携带强弓利箭，登上黄河北岸，列阵而进。

魏军立即前来进攻，魏将长孙嵩率骑兵3万四面围攻晋军。晋军拼力死战，魏军被利箭射杀者甚众，死尸堆积遍地，魏将阿薄干被斩，魏兵败退走。

朱超石率宁朔将军胡藩、宁远将军刘荣祖追杀，又斩俘1000多人。四月中旬，刘裕进至洛阳，为防止魏军的袭击，在洛阳停军两个月，部署后方的防卫。

七月，刘裕进至陕地（今河南三门峡），将军沈田子、傅弘之进入武关（今陕西商县南），后秦守将逃走。沈田子等军进占青泥，后秦命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兵于峣柳（今陕西商县西北），阻击沈田子军。

八月，刘裕大军进至阌乡（今陕西潼关东）。刘裕顾虑沈田子等军力薄弱，为使其更好地牵制和吸引秦军兵力，便派将军沈林子率军前往支援。此时，沈田子等正准备攻击峣柳。

后秦主姚泓本欲率军迎击刘裕军于潼关定城，但顾虑沈田子等军突袭其侧背，于是决定先率军消灭沈田子军，然后再倾全国之军迎击刘裕的主力大军。

同月，姚泓所率数万骑兵，突然进至青泥（在峣柳附近）。沈田子得知姚泓率大军而来，欲乘秦军刚刚到达，向其攻击。傅弘之认为敌众我寡，不应出击。

于是，决定先率自己本部兵马向敌攻击，傅弘之跟随于后。沈田子军被秦军重重包围，沈田子激励士卒奋力拼杀，大败秦军，斩秦军1万多人。姚泓率败军退返长安。当沈林子军到达峣柳时，姚泓军即已退走，于是，沈田子与沈林子合军共追秦军。关中许多郡县见姚泓兵败，暗中纷纷降于晋军。

八月初二，刘裕到达潼关，即以朱超石为河东太守，命其与振武将军徐猗之于河北会合薛帛，共攻重要战略渡口蒲阪（今山西永济西）。后秦平原公姚璞与姚和都击败晋军，斩了徐猗之，朱超石逃回潼关。此时，王镇恶请求率领水军从黄河入渭水，逼向长安。刘裕采纳了他的建议。王镇恶军出发后，正值后秦恢武将军姚难由香城（今陕西大荔东）率军西撤，王镇恶跟踪追击。姚泓率兵由霸上到达石桥（长安城洛门东北），接应姚难；以镇北将军姚疆和姚难合兵守卫泾上(今陕西高陵境），迎击王镇恶军。王镇恶命将军毛德祖率部攻击，将秦军击败。姚疆战死，姚难逃回长安。东平公姚赞得知晋军迫近长安，便率军由定城退往郑城（今陕西华县)。

刘裕大军随之逼近。后秦主姚泓见长安危急，自己尚有数万军队，可以抗击晋军。遂令姚丕军防守渭桥（长安城北），胡翼度军防守石积（长安城东北），姚赞军防守霸东（霸水东岸），姚泓自己率军守卫逍遥园（长安城西）。八月二十三日，王镇恶乘蒙冲小舰进至渭桥，弃船登岸。当时，由于渭水湍急，大部舰船皆被冲走。

于是，身先士卒，率军进击姚丕军。姚丕战败，姚泓率兵来救，与姚丕败兵互相践踏，也不战而溃。姚谌等皆战死，姚泓单骑逃回宫内。王镇恶军由平朔门（长安北门）攻入长安城，姚泓与姚裕率数百骑逃奔石桥。东平公姚赞得知姚泓兵败，率众往救，士众皆溃逃。

八月二十四日，姚泓率群臣至王镇恶军营投降，至此，后秦便宣告灭亡。

东晋刘裕镇压了卢循、徐道覆农民起义军，不久，便发十数万大军，水陆并进，经1年的征战，将建国33年的后秦一举击灭。虽然灭秦之战是两国之间统治阶级争夺霸权的斗争，但后秦的灭亡，客观上又将中国北方的统一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
东晋取得击灭后秦作战的胜利，除了其顺应历史的发展、符合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、具有较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，最重要的还决定于两个方面的因素。

第一点，后秦的政治败落

后秦自姚兴晚年起，国内民族矛盾、社会阶级矛盾和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激烈，人心浮动，内乱纷起，力量的内耗相当惊人，几乎已达不攻自破的地步。

当晋军已进占洛阳，后秦姚懿突然起兵自立为帝，欲东攻长安，除去秦主姚泓，迫使姚泓不得不调动大军对付姚懿。正在后秦主姚泓面对“内外危迫”的困境、“群臣相泣”、满朝百官束手无策之时，后秦征北将军齐公姚恢又率安定镇户3.8万起兵，逼向长安。

姚泓又不得不急调其前线主将东平公姚绍弃当面晋军于不顾，回军西向，北击姚恢。后秦在这种内乱迭起、外部又有西秦进逼于西、大夏袭扰于北极端被动的战略态势之下，自然难以抵挡强大晋军的进攻。

第二点，后秦军战略指导犯了两面作战等一系列错误

后秦面对强大晋军的进攻，东平公姚绍提出的迁移安定镇户，充实京师长安可得精兵10万，以全力对付晋军的建议，不失为正确的战略对策，但却为秦主姚泓所拒绝。这样，后秦从战争开始便使自己陷于两面应付、顾此失彼的被动态势之中。

交战中，后秦主姚泓本应亲率大军，阻晋军于定城、潼关以东，但他却为晋军一路偏师沈田子军所吸引，轻率地决定率数万大军向峣柳迎击，使这支相当可观的战略机动力量毁于一旦。

秦军具有战略头脑的决策人物之一的姚绍，在2个月内两次平定内乱，统率大军机动于长安和潼关前线，无疑显示了他相当出色的战略指挥才能。但是，他在3次组织切断晋军粮道这一至关重大的作战行动时，却因策划不当、使用兵力过少而失利。

凡此种种，都在战略上造成了后秦军不可逆转的颓势。与后秦军的战略指导相比，东晋则表现得计高一筹。

首先它在战争时机的选择上，选在了后秦政局不稳，人心动荡，统治集团争立仇杀，且外有西秦、大夏交侵之际；

其二它水陆并进，主次配合，使振武将军沈田子和建威将军傅弘之兵出武关的牵制之师，起了吸引和消灭后秦战略机动力量的重大作用；

其三它巧妙处理了借道北魏，阻止了其南下援秦的行动，即使自己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危机，又置后秦于孤立无援的困境。

在当时那种诸国纷争、斗争形势变幻无常的恶劣战略环境中，东晋悬军远征，筹划得心应手，挥洒相当自如，实属难能可贵。这使其占尽了主观指导的优势，争得了战争全程的主动地位，成为战胜后秦的重大因素。

就在灭亡后秦的同年，留在朝廷坐镇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故，刘裕怕政权旁落他人之手，便于十二月留王镇恶、沈田子等辅其子刘义真镇守长安，自己率大军仓促东归。

其后留守的东晋军队内讧，王镇恶被杀，赫连勃勃乘机取长安，关中遂为胡夏政权所有。

但潼关以东、直到青州，黄河以南的地区仍为东晋控制。

为了更清楚地看出刘裕北伐后秦之战的历史影响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刘裕北伐与祖逖、桓温北伐的获胜程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。

虽然它们最后均因其他势力的牵制或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，但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及其历史影响无疑最为显著。

祖逖，虽然是南北对峙时期杰出的民族英雄、爱国名将，他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北伐，为东晋收复了淮水以北、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；但祖逖死后，后赵连连南下进犯，攻城略地，上述地区再次易手。

桓温北伐，第一次亲率大军直抵灞上（今陕西西安东），第二次击败羌族贵族姚襄，收复洛阳，但后来桓温返回江南，洛阳及其它收复的地盘又相继失守。

刘裕北伐后秦之战，虽然关中很快就得而复失，但这次北伐有三方面重要的历史影响。

首先，这次北伐打下了南方政权的战略缓冲区。将潼关以东、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收归东晋版图，使东晋及以后的宋与北魏之间出现了广大的缓冲区，以后宋、魏之间的战争大都在这一缓冲区进行，保证了南方长江流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。

其次，刘裕前后两次北伐，消灭了北方的两个政权。“夫以慕容超之强,身送东市；姚泓之盛，面缚西都”，为东晋以致其后南朝的生存，消除了肘腋之患；同时，又可以说刘裕北伐消灭南燕和后秦，间接地为北魏统一北方扫清了道路。

最后，刘裕北伐后秦之战还有一层更深刻的意义。就是他不断举兵北伐，实际上是王导、桓温、谢安奉行的“镇之以静”、以攻为守的军事策略的继续。这一点，对东晋和后来的南朝都很重要，正是因为刘裕及其后继者奉行“镇之以静”的方针，才有了南朝初年“元嘉之治”的出现。

因此可以说，刘裕所策动的北伐，尤其是北伐后秦之战，是东晋北伐历史上最成功的，也是影响最深远的。虽然刘裕北伐，还抱有个人或集团的目的，但它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其历史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。

司马光叙述刘裕北伐成功后匆忙东归，关中复失时，大发感叹：

不像司马光只是大发感叹，王夫之一言点破了长安得而复失的原因：

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“裕之北伐,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夺，而无志于中原者，青泥既败，长安失守，登高北望，慨然流涕，志欲再举”；他还将刘裕与曹操相比较，称其用人虽有不足，而“为功于天下，烈于曹操”，显然也包括了对刘裕北伐成功的肯定。

吕思勉则认为刘裕急急篡位的说法只是史家附会王买德的话说：

从历史的长河来看，关中的得而复失，根本的原因还是刘裕受限于东晋的实力以及北魏对东晋的牵制，因此他不可能坚守长安，更不可能统一北方。

换句话讲，不是刘裕不想成就统一的大业，而是当时南北统一的条件还未具备，时机尚不成熟。

其后，北魏统一了北方，再后隋统一了全国，才真正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。

从这一点来看，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，可以算作一支插曲，它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轮民族大迁徙、大融合从而大统一的进程中，把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
本文作者/宇文泰

图文编辑/羚羊飞渡